清朝十万武举,不过是十万蛮牛

清代的武举考试,始于顺治时代。分童试——在县府举行,合格者为武秀才、乡试——在省城举行,合格者为武举人、会试——在京城举行,合格者为武进士、殿试——在皇宫举行,共四个层级。殿试的前三甲为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

考试内容分内、外两场。外场考骑射、步射和技勇;内场考策论。

骑射的对象是用毡做的球;步射的对象是用布做的假人;技勇有三个项目,开弓,舞刀、掇石。合格者需要从多远起射、命中多少支箭、拉开多强的弓、舞动多重的刀、提起多重的石头,标准一直在变化,并不固定。

策论就是写几篇文章,主要从《论语》《孟子》《孙子》《吴子》《尉缭子》等远古著作中出题。比如康熙五十二年的殿试题目之一,是要参加者以“洁己恤兵”为主题,也就是从“品行清廉爱护士兵”这个角度出发,写一篇文章。

早期的会试录取,户外弓马成绩只用来筛选是否合格,名次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室内的文化考试。但很快文化考试就靠边站了。到了嘉庆年间,考虑到大多数武举考试的参加者文化水平很低,已将文化考试由写文章改为默写《武经七书》的某些段落。到了道光时代,皇帝又下旨重申,武举考试的成绩,必须以户外的弓马比试为主,至于默写《武经》之类的文化考试,“断不能凭此为去取”,决不能拿来作为淘汰和排名的依据。

这种录取倾向,严重恶化了清代武举合格者们的文化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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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顺治三年,到光绪二十四年,清代一共举行了109次武举会试,共产生了109位武状元。学者王金龙统计了这109位状元的地理分布,并将之与223名文状元的地理分布做了一个比较。

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顺治三年,到光绪二十四年,清代一共举行了109次武举会试,共产生了109位武状元。学者王金龙统计了这109位状元的地理分布,并将之与223名文状元的地理分布做了一个比较。

结果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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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以看到,武状元的分布,整体上以北方为主,约占到了总数的七成,其中仅直隶和山东两省,就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以上。反观文状元产出最多的江苏、浙江两省,均只产生了7名武状元。湖南、安徽、湖北等南方省份,甚至没有出过武状元。这种分布态势,与清代武举对文化考试的轻视有直接关系。

除了状元榜眼与探花,清代武举还产生了约9600名武进士,和约10万上下的武举人。

就考试本身而言,要中武举成为一名武进士,并不容易。康熙十三年的标准是:骑射一项,须在三十五步之外纵马三次,射九箭中三箭算合格;步射距离八十步,射九箭中两箭算合格;开弓至少要将八十斤弓开满三次;舞刀至少要拿着八十斤的大刀耍出“闯刀过顶,前后舞花”,也就是俗谓的雪花盖顶;提石头至少需要将二百斤的大石提到胸腹之间,再将石头左右翻转各一次。且在考试过程中,若前一项不合格,即不允许参加后一项,直接淘汰。

遗憾的是,就选拔培养军事人才这个目的而言,这种高难度,只是一种无意义的门槛设计。它选出来的,既非精通格斗的护卫人才(考试全是单独演练,没有互相搏击),也非精通军事知识(比如弓弩的设计、火炮的原理与应用)的技术人才和指挥人才,而只是一群会骑马、能射箭、力气大、能默写一点指定书籍(默写内容一般在百余字左右)的壮汉。

在顺治时代,武状元会直接授官为正三品的参将,武榜眼是从三品游击,武探花是正四品都司,其他武进士依次类推。康熙时代,改为半数武进士送去军营做军官带兵,半数留在宫中做侍卫,跟着前辈侍卫们学习格斗。

下表是雍正时代各省绿营守备以上武官的数目(黑粗线左)和出身(黑粗线左右)。虽然出身统计中存在重复(比如某人既是侍卫出身,也曾因立下军功升迁)和不完整(某些人的出身不可考),与总人数并不完全吻合。但从该表中仍不难看出,有武进士和武举人身份的武官,在整个绿营军队当中是绝对少数,只占到了约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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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绝对少数,与清代的武举考试只能选拔壮汉、无法选拔军事人才,有直接关系。1878年,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上奏朝廷,建议废除武举考试。沈在奏折里说:

“臣到任日,武举联衔禀诉,投营几及十年,不得一差。心甚悯之,然详细查看,其晓畅营伍实不足与行伍出身者比,其奋勇耐劳实不足与军功出身者比!何者? 所用非所习也。”

大意是:臣我到任之日,军中的武举们联名前来上诉,说自己到军队已差不多十年了,仍然没有能够得到任何职衔,还滞留在最底层。我很同情他们。但一番详细考察之后,我又发现,论管理部队,他们比不上那些行伍出身的人;论奋勇耐劳,他们又比不上那些靠军功升上来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军队需要的能力,和他们为参加武举所练习的内容,完全是两码事。

沈还说,这些在军中的武举们还算好的,至少有军队约束着他们。那些“无事家居者”,待在家中无所事事的武举,拿着顶戴当护身符,“武断乡曲”,才是民间的大祸害。废除武举,是废除无用之物,还能给国家省下许多钱,还能“为民间留一分元气”,实在是大好事。

但朝廷拒绝承认武举考试是无用之物。毕竟,承认这一点,即意味着承认自顺治而下的历代皇帝,全都犯了错误。所以,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在批复的谕旨中说:国家设立武举,明明选拔出了很多“干城御侮之才”;沈葆桢请求废除武举,“实属不知大体”,须“传旨申饬”,不斥责是不行的;他的请求也“毋庸议”,不必再拿到朝堂上去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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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之故,此一时期成立的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等,虽已开始教授外语与数学,以及航海、驾驶等技术课,但在军事指挥层面,仍以《春秋》《左传》《战国策》《孙子兵法》《读史兵略》等远古著作为主要教材。同期的日本海军学校,则已全面引进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课程,以《海军兵法要略》《舰队运动指南》《海军战术讲义录》等军事著作为必读书。

1894年,清廷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给了日本。次年是文科会试,废除武举成了举子们当中的一种流行舆论。翰林院一位叫做秦绶章的官员,于1895年12月上奏,请求朝廷改革武举,将考试内容从弓马石刀变为枪炮,同时加重文化考试的分量。光绪将奏折交给兵部讨论。兵部呈报的讨论结果是:考试枪炮,等于鼓舞、允许民间使用火器进行练习,与朝廷的禁枪炮政策是冲突的,要不得;加重文化考试的分量,会刺激应试者请枪手替考,也要不得。兵部建议对秦绶章的奏折,采取“毋庸议”的办法,束之高阁,不批复不反驳不讨论。然后,“帝从之”,光绪采纳了兵部的这一建议。

1897年,深受慈禧信任的总理衙门大臣、兵部尚书荣禄,再次上奏请求改革武举,以近代军事课程来培养新式军人。朝廷将奏折下发给军机大臣和兵部讨论。或许因为荣禄本人既是军机大臣之一,也是兵部尚书,所以讨论出的结果是:(1)武举改考与枪炮有关的内容;(2)停止玩默写《武经》的把戏。

遗憾的是,这个讨论结果,先是被朝廷接受,然后又在次年被慈禧以一道懿旨给否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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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在懿旨里说:

科举之设,无非为士子进身之阶

科举的核心目的,不是选拔人才,而是给士子们提供一个进入体制的路径。武举自然也不例外。至于培养军事人才,那是“营武学堂”的事情。所以,之前的改革作废,各级武举考试“均著照旧制,用马步箭、弓刀石等项分别考试”;武进士们被录取后,再送他们去地方部队和神机营里练习枪炮。慈禧之所以下发这种懿旨,是因为她很担忧武举考试枪炮,会冲击到朝廷的“私藏火器之禁”。

清廷正式废除武举,是在八国联军几乎兵不血刃攻陷北京城之后。1901年,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督抚联名上奏抨击武举,慈禧不得不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旨,公开承认武举考试是无用之物,其内容“皆与兵事无涉”,将之彻底废除,改行近代军事教育。

选拔无知壮汉的时代,终于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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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一个让人心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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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北京格外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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