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莉·鲁尼:独立自我和独立女性都是一种错觉

29岁的萨莉·鲁尼,是爱尔兰文学界一颗耀眼的新星。初出茅庐,她的作品就斩获了7家出版社的青睐,第一部小说《聊天记录》在12个国家出版,仅隔一年,第二部小说《正常人》(又译《普通人》)便问世,被选为爱尔兰文学奖年度长篇小说、水石书店年度图书,助她成为最年轻的科斯塔图书奖最佳长篇小说奖获得者,并入围布克奖和百利女性小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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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莉·鲁尼

鲁尼也是一个多栖创作者。她曾是爱尔兰文学杂志《蜇人的飞蝇》的编辑,并在杂志上发表了许多诗歌。《正常人》被改编成电视剧,受到广泛好评,她也参与了剧本的写作。她和《正常人》的制作团队一起,正进行着《聊天记录》的电视剧改编。

从学生时代起,鲁尼便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成功者。她曾于爱尔兰最高学府,圣三一大学就读,学习英语文学,并获得该校的奖学金攻读了硕士。大学期间,她曾在欧洲大学生辩论赛排行榜上占据第一。《正常人》被改编成电视剧

但是,面对自己的佼佼成绩,鲁尼却显得标新立异。她曾以“略微有些不道德”来评价自己的辩论生涯,认为在比赛压力下仓促成文的辩论没有足够深度。面对《爱尔兰独立报》记者的采访,她提到对于自己小说家身份的质疑。她说,“我身处一个动荡的时期,却还在书写娱乐化的、装饰性的美学作品,我时常会因此感到不快乐”。

她毫不遮掩自己略微另类的观点。《爱尔兰独立报》曾这样描绘她,“萨利·鲁尼非常愤怒,在座位上来回摇摆,出于厌恶,她屡次三番拍打着手,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很难想象,她正在批评爱尔兰著名诗人叶芝。她直抒胸臆,“我讨厌叶芝!”,诟病他的法西斯主义和优生学思想,并因他被视为爱尔兰的国家文学象征而痛心疾首。

面对《文学汇》(Literary Hub)的采访,她曾说,“我觉得人们应该要诚实地面对难以讨论的事情,哪怕这些讨论会给你带来非议。”也许是因为她对世界有真心关切,对社会问题有诚恳思考,鲁尼才能坦诚地发表这些另类的见解。

“如何写马克思主义小说,这个问题我很感兴趣”

鲁尼出生于爱尔兰的一个小镇卡斯尔巴,但从小就受着开放式的教育。尽管每周都会跟随她的父母去教堂礼拜,他们没有向她过分灌输传统思想。相反地,她的父母对社会主义非常感兴趣,并经常向年幼的鲁尼分享马克思的思想。鲁尼在2018年《卫报》的采访中透露,自己从小就不太遵从权威,从不屈服于自己不认同的制度。

从家乡小镇迁徙到都柏林,鲁尼经历了巨大的冲击。大学伊始,她搬到都柏林,却并没有准备好面对学生之间的阶级差异。她没有料到,圣三一有一群掌握着爱尔兰国家命脉的权贵。在2019年《纽约客》的采访中,她这样总结当时的心理,“一方面,我感到惊骇,但是另一方面,我又想向他们证明,我能和这些权贵一样优秀。”

她也将这样的矛盾融入到小说情节的设计中。上层社会于她而言,既光鲜亮丽,又让人生厌。她笔下的人物也有着同样的纠结,她们想成为精英的一员,但仅仅是想混入特权阶级的内部,知己知彼后倒打一耙,痛批权贵。

鲁尼把这样的矛盾状态总结为“阶级过渡期”。她在《爱尔兰时报》中这样评价《聊天记录》的主人公弗朗西斯,“她比她父母所属阶层的人更加自由,有着向上跨越阶级的可能,但这也意味着她会缺乏归属感。“不愿工作,却经常参与文化活动的弗朗西斯,阶级身份模糊。她“没有财产,居住的房子也不是自己的,但是文化角度上,她却有一些中产阶级的特征”。

鲁尼常常思考自己身处的社会,并思考各类社会问题。比如,她非常关注爱尔兰的堕胎合法性问题,曾在《伦敦书评》发表观点。她也会借着小说人物,发表对于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看法。《聊天记录》中的博比经常愤世嫉俗,认为资本主义只会让人抑郁。

与批判资本主义形影不离的,是她对于宗教的探讨。尽管对于权力横行的教会存疑,也不盲从宗教的社会体系,鲁尼认为宗教对于集体和家庭价值的强调,是资本世界所缺乏的。商品市场漠视,甚至公开反对人们间的关系纽带。她笔下的人物也在无法排解自己痛苦之时,选择去了解和相信宗教,从中汲取与资本主义不同的思想。面对剧烈的身体疼痛,弗朗西斯曾寻求上帝的帮助,她也在教堂中顿悟,重新思考自我与他人的关系。

鲁尼并未旗帜鲜明地自称过女权主义者,不过,她常常探讨女性的权利问题。在《格兰塔》的访谈中,鲁尼抨击了无私奉献的女性刻板印象。女性的价值体现于同理心,必须要对他人有情感关怀。这样的性别要求下,人们假设着女性应当付出不计报酬的情感劳动。而遵守这样的要求会导致恶性循环,进一步将女性约束于这样的刻板印象中。

《聊天记录》中的弗朗西斯和博比曾有一次对女性角色的探讨,直指上述讨论的问题核心。博比评价道,尽管母亲们无私地抚养着子女,不求回报,抗衡着资本主义的市场规律,但是这份无私却依旧被资本主义所利用。她们的子女进入社会成为劳动力,而她们却得不到任何报酬。

弗朗西斯在小说的另一处质疑,身为女性,她一定要更重视他人的需求吗?女性所被要求的善意,是不是等同于面对冲突时的屈服?

鲁尼想在写作中体现自己对于社会的思考,但是她承认宏大理论和生活细节之间的转换并不容易。在YouYube路易斯安那频道(Louisiana Channel)的采访中,她提及,“我不知道如何写马克思主义的爱情故事,我甚至怀疑这个问题是否有答案,但我还是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理论层级的思考和小说具体情节的设计并不对等,很难把宏大的理论揉入人们每天的生活中,但是她希望能在细节中体现对于社会主义这类大问题的思考。

尽管宏观的社会问题难以描绘、无法解决,鲁尼希望借着日常的爱情故事,将这些问题具象化。《大西洋月刊》在《正常人》中观察到了细节化的政治讨论。尽管宏观层面上的不平等难以避免,也无法解决,鲁尼将政治讨论转移到爱情故事中,把日常的人际关系视作缩小化的政体互动,将政治原则转移到私密关系。

将社会问题和亲密关系等同起来,我们能看到爱情故事的背后,鲁尼想表达的政治思想。《正常人》中的角色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帮助他人。性格、能力、权力、资本,他们能够利用自己的长处,帮助和滋养彼此。康奈尔为人善良,给人带来安全感,而玛丽安有着财富和资源,两个人在亲密关系中相互影响,协助对方成长。他们之间的互动,就如同理想化的社会主义关系。

鲁尼的政治化思考也体现在她对于自己身份的反思。在《纽约客》中她曾坦言,“小说家被赋予了太多文化特权”。撰写人物特稿时,与其选择小说家,“媒体应该多写护士和公交司机的故事”。

面对出版行业的阶级壁垒和书籍的商品化,鲁尼认为写作很难叙述真实的生活。她清醒地看到,作者和读者日益聚集于同一阶级,他们参与各类豪华的晚宴和图书发布会,而书本作为商品也在这一个阶级的内部流动。这两方形成一个闭环,远离了平凡人的生活,让其他人难以触及。因此,书籍所描绘的东西是局限的,没有了述说普世真相的可能性。独立自我,独立女性都是一种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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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鲁尼的小说,其中的人物都在追求一种自我独立。《聊天记录》中,弗朗西斯慢慢摆脱了对于父亲的经济依赖,她因而非常欣喜,认为父亲无法再像以前那样伤害她。她还试图用第三者的视角打量自己和父亲间的关系,仿佛自己和父亲已是独立的个体。

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弗朗西斯逐渐意识到这样的独立是一种假象,甚至是一种免受他人伤害的自我保护机制。她逐渐意识到,“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独立到别人的观点与我无关。现在我害怕尼克才是对的:我将自己从批评中孤立出来,于是我可以随便胡来,并且保持我的正义感。”

这样的思想转变也是鲁尼的切身体会。她“曾经重视女性的自主权”,但现在的她,认为“人与人之间总是相连的,她的生活总是要依靠他人,独立的自我是一种错觉。”

鲁尼意识到自己身处的环境永远有着他人存在。弗朗西斯在教堂顿悟的一幕中,她重新和其他人建立起联系:她开始好奇,是谁建造了教堂里的各样工具,是谁清扫了地面。

活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中,人们总会通过商品与他人相连,鲁尼也承认物质和经济在人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她很难设想脱离商品交换的人际关系。商品因此而具有双面性,它既是资本主义运行的货币,却又巩固了人们之间的关系。

鲁尼在《爱尔兰时报》中这样总结弗朗西斯与其他人的关系:尽管弗朗西斯没有意识到,很多时候她与尼克或者博比有矛盾,都是源于她和父亲间的不愉快。不仅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结,一段关系也会影响到其他的关系。

人物间的相互影响可以是正向的,而这样的有益影响屡次出现在鲁尼的小说中。《聊天记录》中的尼克,在弗朗西斯和博比的影响下,也逐渐开始反思自己的特权,变得更为其他人着想。

“写邮件时,我在培养自己的写作风格”

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鲁尼认为互联网是必不可少的滋养她的环境。她并不认为自己能代表爱尔兰文学,因为她“在爱尔兰西部这个地域环境中成长的同时,也在互联网这个环境中成长。”她在互联网上接触不同文化的熏陶,硕士期间,她也选择研究美国文学。

她从小就沉浸在互联网的信息世界。在《纽约客》的采访中,她袒露自己“喜欢文字甚于真实的人际交往”,会在互联网中自由地获取知识。“对任何事物,我都希望能有了解的方式,我现在依旧会利用互联网的这一点。”

鲁尼将自己的风格归功于平日的邮件写作。她觉得自己在深夜时书写的邮件颇有深度,表达了很多想法。写小说时,她不会刻意选择更诗意的语言,因为“这并不像我平日的沟通方式。”夜以继日的邮件沟通,已经内化成她写作的一种方式。

在《聊天记录》中,鲁尼尝试探索这样的邮件写作风格。弗朗西斯和其他人物的线上沟通都是一种“布展”,如同社交媒体上人们会美化自己的照片,选择美好的事物分享,在线上沟通时,人物也会编辑、组织自己的言语,刻意在消息中传达自己所设想的形象。网络中的形象可能会与实际交谈中的形象大相径庭,这也是弗朗西斯在和尼克进一步互动之后,无法保持她线上“不为情所动”的神秘形象的原因。

正如小说题目《聊天记录》中对“记录”的强调,线上沟通与实际沟通大有不同,保存着多方的创作记录。小说收录了许多弗朗西斯和博比间的聊天记录,而鲁尼强调,“这两人对这些聊天记录有同样的所有权。如果博比阅读了同样的记录,她一样也会认为自己是创作者。”这也对应了这本小说对于人际关系的强调。并不是单独一个人在书写对话,而是两方共同参与其中。

当然,线上沟通也会滋生误解,这也是人物常常发生矛盾的原因。在实际对话中,弗朗西斯可以意识到自己的情绪,观察对方的肢体语言,来判断两方之间的关系。但是,一旦聊天转移到线上,沟通仅仅是文字的传达,可能会造成双方间的误解。

拒绝“千禧一代作家”的标签

鲁尼似乎总是摆脱不了“千禧一代”的标签。《纽约时报》称她为“千禧一代的第一位伟大作家”,《纽约客》也强调了她“千禧一代”的身份。

对此,鲁尼直言,她并不想要为千禧一代发声。在2018年《卫报》的采访中,鲁尼说到,“表达自己的想法已经不易,我更从未想过要为他人发声。我从未设想自己的写作能够代表着一代人的想法。”

她认为自己的作品完全可以触动到其他世代的读者。很多年长的粉丝会参与到她的线下活动中,她也认为作品中的体验“并不仅仅代表着一代人,而其它年龄的读者也能产生共鸣。”

但面对采访者对于千禧一代的疑虑,鲁尼选择了为他们正名。人们经常会对千禧一代有着没有事业心、不求上进的印象。鲁尼究其根本,指出经济衰退的核心原因。她认为千禧一代在不景气的经济环境中成长,失去了对于未来的期望。“千禧一代困于老一辈所酿下的经济窘境”,因此,她不能理解为何人们要怪罪于千禧一代。

鲁尼对都柏林高得离谱的房租发表过感叹,同时也指出了这一代人的困境。如今,哪怕人们兢兢业业,也没有升职提薪的保障。因为事业的不稳定性,她觉得人们不能把事业当作是自己身份的一部分。她笔下的弗朗西斯也没有工作的欲望和动力,而是艳羡着尼克和梅丽莎这样的老一辈,因为在他们的年代,结婚以后还能买得起房。

写作要直面世界的复杂

很多评议人都会对鲁尼笔下难以厘清的人际关系感到好奇,鲁尼曾在《格兰塔》有这样的回应:“人际关系并不能总是被‘情侣’、‘夫妻’等关键词所概括。亲密关系复杂而怪异,常常超出了这些关键词的含义。”忠于生活现实的鲁尼,选择描绘复杂的关系和多面的人物。因此,尼克尽管自称“差不多是马克思主义者”,却不想因自己有房而被批评。弗朗西斯在鄙夷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偷偷地”喜欢着尼克昂贵的餐具。

鲁尼在2019年的《纽约客》中说道,“我在尝试描绘一个有普世意义的社会状况,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希望读者能打破他们对于社会的刻板认知。”

在小说中,鲁尼希望能够描绘微小的人际关系,展示人们是如何影响彼此的。读者不仅能理解,也能感同身受,和人物一起面对故事中的困境,开展一样的思考。

虽然写着复杂的故事,鲁尼评价自己“乐观得天真烂漫”,她相信人们能够爱己爱彼,克服社会中的各样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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