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买:一座金钱与欲望、贫穷与梦想交织的城市

“能帮我开通一下液化气吗?”

“不行。”

“我能装个电话吗?”

“不行。”

“我家孩子能在你们这里入学吗?”

“我觉得没戏。”

“从美国寄来的包裹到了没有?”

“我怎么知道。”

“能帮忙查一下吗?”

“不行。”

“订张火车票可以吗?”

“不行。”

印度是个说不的国家。这一个个“不行”是对你的考验。它们就是印度的万里长城,把外来入侵者统统拒之门外。而你绝不能气馁,要愈挫愈勇、斗志昂扬地冲向它、征服它。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常有这样的故事:某后生欲拜世外高人为师,一次又一次吃了闭门羹。他依旧不走。高人也不说“你可以留下”,也不说不能。他把后生晾在一边。再过一阵,高人总算开口说话了,交给后生一系列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目的还是要赶他走。只有竭力忍耐,熬过所有冷遇、困厄和拒绝,高人方才认定这样的后生乃可塑之才,终将毕生绝学传授予他。各地游客来到印度,就像初访高人的后生,绝无可能感觉宾至如归。只有克服万难、同印度死磕到底,它方才渐渐向你袒露它的可爱。在这个说不的国家,“不行”或许永远是“不行”,但至少你会慢慢懂得,不再徒劳无益地提问,比如——

“能便宜点把公寓租给我吗?”

“不行。”

我从纽约回到孟买的时候,完全是个穷光蛋。在我自小长大的街区租一间像样的两居室公寓,市场价是每月三千美金,另付两万押金,在租约到期后免息以卢比退还。这还是房市遇冷、租金缩水四成以后的价格。我的中介给某个房屋代理人打电话,我只听他说:“他们是美国人,有美国签证、美国护照!你还要什么?他老婆拿的是英国签证……什么?对,他是印侨。”然后他转过身来,抱歉地对我摇头:“房东说房子只租给外国人。”另一个中介后来对我解释道:“印度人不想把房子租给印度人。如果你是纯种白人,那就不一样了。”至少这说明了一点——我的美国护照在家乡同胞眼里,基本形同废纸。管你是不是印侨,在自己国家,我还是低白人一等。我在瓦拉纳西做背包客的时候,也曾因为相似的理由被旅馆拒收:你是印度人啊?他们说,谁晓得你会不会强奸白人女性。

命运真是奇妙。我看房之前,我的叔叔信誓旦旦地对我说:“我向你保证,什么地方也别看了,你还是会住回江河楼。”我第一次在那儿匆匆看过房以后,并不满意。第二次去看,仍然不喜欢。但我又想,我在孟买还能住到哪儿去呢?这是天注定的。我从小在江河三楼长大,我的爷爷后来住过江河一楼,而我现在要搬去的公寓在江河二楼。命运已经替我写好了江河三部曲。从前和现在、前世与今生,有些时候,谁又能分得清。这里究竟是哪里,是我小时候挨揍、受欺负的地方,是我在侯丽节 又称洒红节,是印度的重要节日,也是传统新年。这一天,民众会互掷彩色粉末和水,以庆祝春天的到来。

遇见初恋的地方,是建造金字塔的工人埋下宝藏的地方,是纳芙蒂蒂的神秘马车始终停靠的地方……或许有一天,我会在这里遇见来世的自己,不再有此生的记忆,看着他来来又去去。而我已然安葬的身体会重新活过来,蹲伏着,自后面一跃而上,把我拍醒。

江河二楼是个“国际化”的地方

我叔叔的会计曾是我们在江河三楼时的邻居。他告诉我说江河二楼是个“国际化”的地方。在尼皮恩航海路一带,“国际化”的意思是说:一栋楼里的住户基本不是古吉拉特人。而对古吉拉特人而言,这种地域歧视自然不是什么好话。这些“国际化”的住户或许是信德人、旁遮普人、孟加拉人、天主教徒……他们杀生吃肉,结婚离婚,总之不会是古吉拉特人或者马瓦里人。从小我就对那些“国际化”的家庭着迷得很。我觉得他们家的女儿都更好看,是我高攀不上的。而我身边的古吉拉特同胞正符合尼赫鲁的描述,是“小骨架”的生意人。古吉拉特人的家无比平和,古吉拉特人清心寡欲。他们是浊世里的一股清流,坚决吃素,从不动粗,温文随和。在古吉拉特人中间,对“你好吗?”的标准回复是“心情好极了”,不管是刚发生了地震,还是才经历了破产。

我们约好和房东见面,我的叔叔陪我同去。房东也是个古吉拉特宝石商,原籍帕拉恩普尔 古吉拉特邦巴纳斯坎塔县的一个城镇,信奉耆那教,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他问叔叔我们一家是否也吃素。叔叔回答说:“哎呦,他老婆可是婆罗门,吃素更起劲哩!”就因为叔叔的一句话,我们签下了租赁合同,而且拿到了素食者才能享受的八折优惠。但从叔叔的话里,还是能隐约听出他对婆罗门的不屑。在叔叔看来,婆罗门是教书匠,不会做生意,也不懂变通。可是最初,我们也属婆罗门。不管我们的讷格尔祖先把种姓从婆罗门改为吠舍的理由是什么,我们都是得利者。更改种姓,适者生存。在敬神的古时,我们姓婆罗门。在拜金的当代,我们改姓吠舍。资本主义至上的孟买和懂得投机取巧的讷格尔-吠舍家,着实是黄金拍档。

对如何选择住房,我的爸爸有一条标准:不拉窗帘就能更衣的房子,可以住。这条简单的标准若执行起来,至少保证了两件事:个人隐私,以及充足的光照和空气流通。我却恰好忘记了爸爸的忠告,把公寓租在了二层楼。我们的江河二楼夹在一楼和三楼之间,因此不论做饭、就餐、工作、休憩……对面楼上楼下的住户走到大楼外也好,在自家阳台也罢,都能清楚看到我们的一举一动。江河二楼有二十层,每层十户人家,每户人家平均六口人、带三个佣人,再加上楼里配备的工作人员

(门卫、维修工、清洁工等)

,一栋楼就住了两千人。与我们联体的江河一楼同样有两千人,我们后头的江河三楼也住了两千人;底下为三幢大楼包围的江河宫学校,师生和后勤共计两千人——这几英亩土地上足足住了八千人,已达一个小镇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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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二楼的设计师要么是个虐待狂,要么热衷恶作剧,要么干脆就是个蠢材。我们厨房的小窗只够冰箱散热,或者更确切地说,只为冰箱加热——没有窗帘的遮挡,热辣辣的阳光直接打在已经滚烫的冰箱上。厨房的其他地方却照不到太阳,黑黢黢一片。我如果开吊扇,会吹熄安装在正下方的煤气灶。我们唯一能通风的方式是打开客厅边上书房里的窗户。但是海风带来的除了丝丝清凉,还有厚厚一层黑色的沙尘,以及让人大开眼界的各色垃圾。我们曾在卧室地板上发觉残留糖浆和奶油的甜筒冰激凌外壳、牛奶包装袋、沾满槟榔汁的塑料锅盖,甚至用完丢弃的婴儿纸尿裤。在我幼时,窗外穿梭往来的尚且是一只只鹦鹉,而现在开窗所见,净是纷飞如雨的塑料袋。因为楼层低,每天傍晚五点,客厅就全黑了。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我们不得不关窗、亮灯、开空调,以至每月的电费之高令人咋舌。

整间公寓的装修走的是宝石商偏爱的奢华风,他们对优质生活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倒并非完全俗不可耐,因为绝大多数宝石商都是耆那教徒,他们是坚定的素食者,沉默寡言、冷静严肃、滴酒不沾,对婚姻高度忠诚。他们几乎从不出席任何酒会,即便出席也毕恭毕敬穿着白衬衫、黑西裤,只喝可乐不喝酒。他们不养情妇,没有小三,对太太从一而终,对子女尽心尽责。他们唯一稍显出格的地方就是对建材的选择。所以我们这间公寓的装潢多少有点一言难尽,你且听我说:客厅里巨大的陶瓷灯上是三位半裸嬉戏着的希腊女神,每一位都用手掌遮住相邻者的一只乳房。她们头戴水晶树叶,在灯光下显得格外璀璨动人。

饭厅里的玻璃餐桌,其桌脚用真金镶嵌而成,两侧天花板上垂下巨型的生梨灯和草莓灯,造型逼真,熠熠发光。客厅另一头的沙发上方则是粉色树叶状的水晶大吊灯,而沙发是艳红色的,饰有一簇簇金色的流苏——很快让我的两个儿子拽得精光。我们的主卧延续了这种难描难画的“绿色家园”风,吸顶灯的形状是一对长长的金色树枝,延伸出的树叶逐一托住一枚枚一百瓦灯泡。再看衣橱——橱门从上到下饰有繁复的藤蔓花纹,涂成鲜绿色。走进衣帽间,入目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瀑布壁画。与整面穿衣镜相对的窗玻璃上绘有长着独眼、金光四射的太阳。客卧的镜子同样富有特色,镜周装饰着浩瀚星辰,对面的窗玻璃上是红蓝绿三色的波浪彩绘。所有这些家居装饰不舍昼夜、发出可怕的嘶嘶电流声。

公寓还不完全属于我们。房东尚未清空个人物品,柜子里摆满耆那教和印度教的各种神像。我们把神像放进抽屉,在书架上陈列我们自己的摆饰。尽管房东反对,我们还是取下了客厅里的粉色水晶灯和希腊女神灯。告知房东我们的决定时,他显得颇为不快:“把水晶灯拿走也就算了,但是女神灯……我很不高兴。”我赶忙宽慰他说我不是质疑他的品位,而是要保护这些艺术珍品免遭两个淘气孩子的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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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苦追寻着水管工、电工、木匠的踪迹

每天我们的公寓都有人来清理。我们很快了解到,佣人之间也分三六九等:居家保姆不扫地,那是临时工才干的活。除了达利特,没人会去清理浴室。司机不洗车,那是门卫的工作。于是我们的公寓人满为患。每天六点我们被保洁阿姨吵醒,自那以后,门铃一整天响个不停:送奶工、报童、按摩师傅、磨刀的、收废品的、装有线电视的……一大清早,所有服务齐齐送上门来。

愚公移山一般,我们的生活一点一点挪上了正轨。三眼插座装好了,有线电视和电话线排好了。马上还会安上窗帘,如此我们能打赤膊在室内走动,获取独属于家的那份自在。我们和卖椰子的小贩讲好了价钱,每天早晨他会送来新鲜的椰子水。生活渐渐变得安逸,可以晨饮椰子水,晚啜葡萄酒。我第一次用新家的厨房为家人做的,是加了鲜蘑和日晒番茄干的意式蝴蝶面,又用甜椒、葱、黄瓜和西红柿拌了色拉,倒上一杯西高止出产的霞多丽,酒足饭饱,称心如意。当然,真正为烹饪加分的,是我从东十街的意大利面店买来的西西里橄榄油,这瓶油是我带回孟买的行李中最大件的物品。

在搬进新公寓的那一个月里,我像苦苦追求绿蒂的维特那样追寻着水管工、电工、木匠……的踪迹。负责江河二楼的电工是个性格开朗的人,总在傍晚时分来我家,边干活边和我聊天。他熟悉这幢楼里的所有管线。每条线路他都反复维修过,每次只修好一段时间,以确保他下次、再下次能一直上门。我用来打国际长途的电话线不工作了,而一周前罢工的是另外一条线路。只要负担得起,大多数人家宁愿花钱装两条电话线,因为至少一条能维持运作。你必须打电话给电信局,等着维修人员上门,再塞小费,说好话……如此循环往复。对电信局而言,糟糕的电信网才是最好的电信网,有报修,才有源源不断的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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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的水管工,我真恨不得掐死他。这家伙长着一口沾满槟榔汁的烂牙,是我生平所见最坏、最卑鄙的人。他的爱好就是挑拨住户间的关系。他告诉我楼上楼下的邻居,说我应该付钱修理大大小小所有的管道问题,再告诉我:你要设法说服你那些邻居,让他们来出这笔钱。我们的热水器、水龙头、抽水马桶、下水道……没有一样是工作的。天花板还漏水,一滴滴棕色液体不停地渗出来。

业委会主任向我解释说:大楼里的所有水管统统不达标。排污管的出口被封在了墙体里面;居民私拆管道,请的是外包的管道工,而非大楼的维修工。正因为每家每户随意改动管道走向,导致水管都不走直线,无法正常排水。越无法正常排水,越要隔三差五找人来修,私改滥拆,随心所欲,结果越修越离谱,甚至把排污管和进水管接到了一起。如果要追踪下水道的走向,从二十楼直到一楼,整个过程会像走极尽曲折、分岔无数的盘山公路。这一极尽曲折的后果就是每到一个拐角便有脏污堆积,从而造成水管淤堵。而对这种私自改建下水道的行为,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能对其加以约束。和楼里的每一户人家一样,我们浴室的下水道时刻面临可能壅塞的威胁。若把这幢楼比作一个人,那么他已病入膏肓,有严重的血栓、动脉硬化,还患有恼人的皮癣。与此同时,我每月还要为倒贴钱修好了房子得以继续居住,而巴巴地付房租给东家。

孟买人永远在排队

在孟买,我们也重新学习了如何排队。孟买人永远在排队:投票、租房、求职、出国、订车票、打电话、上厕所……如果你排在队伍的第一个,那么排在你身后成百上千的人会用无形的压力催促你:“快一点,快一点,好了没有?”如果你排在队伍当中,那你一定要站在前面那人的身边而不是身后,就好像你俩是一起来的。这样等他办完事,你就能飞快地横跨一步顶上空缺。

我们醒着的时候净操心这些事了。对外来者或思乡心切的游子,孟买显然并不友好。很多时候,我们用美元可以开方便之门,但即便事情办成了,办成这事的孟买也好像心有不甘。一百万人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密度着实让这座城市不堪重负。它不想再多收留一个我,就像它不想收留一穷二白的比哈尔打工仔一样。但它又赶不走我们,于是只好尽可能地让我们难过,来稍微疏解它的愤懑。每一天我都要面对生活中低级的、这样或那样的小麻烦。这种种恼人的不便加在一块儿,能燃起我的烈怒,尤其是当我住惯了的地方,比如纽约,那里的办事机构更高效、生活更便利的时候。

早在跨入新千年以前,已故总理拉吉夫·甘地以及许多持有相同观点的人就表明了我们要大步挺进二十一世纪的决心。他们说这话,仿佛二十世纪可以倏忽跳过、不用经历了一样。印度确实渴望现代化,渴望拥有电脑、信息技术、神经网络、视频点播。但是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甚至无法稳定供电。印度居然相信它能绕过那些最基本的公共需求而实现科技上的飞跃:未达基础识字率,却妄想造出并运行世界顶尖的计算机;无法防治最常见的儿童传染病、任其大面积爆发,却奢望做成最精密的心外科手术并广泛运用诊断成像;因电力中断而大部分时间漆黑一片的电器商店确实出售洗衣机,但这机器我们无法使用,因为缺乏相应的输水管道;固定电话的信号尚且时断时续,却渴望支撑起覆盖全国的手机移动网;在人畜并行、拥挤不堪的马路上想不伤及无辜驾车狂飙,不过是种空谈,零百加速仅需十秒的豪车在印度毫无用武之地。

在这个说不的国家,没有东西是第一次就能修好的

我们对科技发展的进程盲目乐观。就好像一旦登陆月球,这地上的一切困境就会自动消失一般。印度有全球第三大的科技人才市场,但我们三分之一的人口还是文盲。即便印度科学家能设计出超级计算机,底层的技术人员也不懂如何进行维护。印度盛产最聪明的工科毕业生,但我的水管工只顾修马桶而不知怎样彻底修好它。二十一世纪的印度仍使用十八世纪的婆罗门式教学法:手艺人要学本领,单靠口耳相传。但这不是教育,真正的教育需要读写并用,需要抽象概念,需要更高等的思维能力。

因此在这个说不的国家,没有东西是第一次就能修好的。你不会只打电话叫修理工来一趟,你要同他建立长期关系。你不能直接告诉他:他是无能的,或者只收钱不办事,因为你需要他一次次地来,把上次被他修坏的东西收拾得稍微能用。我们出产天才型的手艺人,但大规模生产和标准化操作在这里完全行不通。所有现代化的设施在孟买都时好时坏:下水道、电话线、公共交通,无不如此。孟买不是人们概念中的印度古城,而是西方城市的山寨版,它更像二十年代的芝加哥。和其他仿效西方应运而生的产物一样,不论是印度流行歌曲、印度现代家电、印度美式英语,还是印度富豪举办的狂欢派对……这种模仿本身,总是不伦不类的。

在这个说不的国家,人们面临的第二大挑战是燃气紧缺。政府对液化石油气供应采取绝对垄断,民用燃气装在笨重的红色钢瓶里,分送到每家每户。我去片区指定的液化气供应站,工作人员却告知我“没有配额了”。孟买政府口口声声的“五年规划”竟无法为居民提供足够的燃气。

“什么时候才会放出配额呢?”

“或许要到8月份吧。”

现在才5月。我们要啃三个月的冷面包吗?

于是人们建议我,不妨到黑市碰碰运气。我开着叔叔的车,和婶婶一起在供应站附近转悠,试图拦住送液化气的伙计。我们果然看到一个搬运工正骑着车沿哈克尼斯路走。婶婶立即跳下车,截住伙计,问他买一罐液化气要多少钱。他说液化气不是问题,接通才是关键。他向我们保证:如果能在黑市找到肯来安装的人,马上打电话给我们。

我的朋友曼吉特让我带上她的妈妈,去另一家液化气供应站,她说“母亲大人自有妙招”。我们走进供应站的办公室,我对工作人员说:“我要一罐液化气。”然后解释了上一个供应站没有配额的问题。

“你在联邦院有关系吗?”工作人员问我,她指的是印度国会的上议院。

“没有啊,怎么了?”

“如果你认识里面的什么人,事情就好办多了。每个议员手上都有可以自主分配的液化气名额。”

这时,曼吉特的妈妈插话了:“他有两个孩子!”她看着那名女性工作人员,情真意切地说,“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没有液化气热牛奶,孩子们一直哭,你让他这个做爸爸的怎么办?自己的孩子连口热牛奶都喝不到!”

第二天早晨,液化气罐如约送到了我家厨房。曼吉特的妈妈确实使出了法宝。她没有规规矩矩走流程、填表格,而是充分利用了那名女员工的恻隐之心,谁家没有小孩子呢。一旦突破了这道关口,工作人员也就不再为难,主动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漏洞:如果我买的是商用液化气罐,当然比民用的更大也更昂贵,那么我立即就能拿到配额。从没有人告诉过我这一点。但一旦办事人员对你心生同情,难题马上迎刃而解了。供应站的工作人员佯装不知其中的猫腻,仿佛真信了我的两个孩子眼中含泪等着要喝牛奶,每两个月都会准时送来商用液化气罐,从未有人深究。

但是理应能维持三个月用量的一罐液化气,实际最多只能撑三周

(供应链的某个环节出了纰漏,导致绝大多数液化气罐都被打开抽过气——而这部分液化气会拿到黑市以高价出售)

。就在我们邀请众人来家聚餐的那天,一大早,液化气恰好用完了。唯一能保证家中液化气不断的办法,是同时订两罐。这自然要通过暗箱操作,于是人们想方设法钻空子,要么把其中一罐液化气登记在别的住址下,要么向官员行贿好达成目的。

孟买是骗术之城,城里的每个人都是同谋。辛勤劳作赚取报酬之人远没有坑蒙拐骗获取利益之人受尊重。因为在孟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坑蒙拐骗正是向上爬的捷径,这样的人头脑灵活,是做生意的好手。老实赚钱谁不会呢,又有什么了不起?但一个精心设计的善意骗局,那是一种艺术!

本文节选自《孟买:欲望丛林》一书,较原为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丨[印度] 苏科图·梅塔

摘编丨何安安

编辑丨张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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